115花簡193｜第五篇｜公共事務 → 109頁訴狀 → 284個負面指控 → 三人各向我求償10萬元
第五篇｜以大樓公共事務為由 → 向法院提出109頁訴狀 → 列出284個負面指控 → 三人各向我求償10萬元
先把這109頁攤開，看它到底在證明什麼。
我是無給職主任委員，處理的是大樓公共事務。公設點交、修繕、保全、影印機、總幹事、會議、公共基金，本來全部都是大樓的事。到了兩份書狀裡，卻一路累積成284個負面定性、責任標籤與人格指控整理條目；最後，三名原告仍各向我求償10萬元。
本案目前仍在法院審理中。本文依第一份53頁民事起訴狀，以及第二份56頁民事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針對其中的證明方法、負面定性與求償結構所作之當事人紀實整理與評論。
本文所稱「284個負面指控」，是為便於閱讀，將兩份書狀中實際出現的負面定性、責任標籤、主觀惡性描述與人格指控逐頁摘錄後所形成的整理條目。
284個整理條目，不代表284個已經成立的事實。其中完全相同的文字原則上已去除重複，但近義變體及少數跨類重複仍予保留。每一項主張究竟成立與否，仍應回到原始書狀、完整卷證，以及法院最終判斷。
先定性、再選材、再裁切、再加工，最後再人格醜化。
公設、修繕、保全、第一屆借款、影印機、總幹事與公共基金，究竟如何被主張成三名原告各10萬元的私人求償？
不重新拆每一件事，直接把109頁裡的負面定性、責任標籤與人格指控全部數出來。
第三屆管委會如何形成，是後續公共管理爭議發生的背景之一。與三名原告相對應的三戶，均有候選人參與第三屆管理委員選舉。
沒有選上，當然不會因此失去訴訟權。任何人都可以依法提告。
這組票數呈現的是第三屆管委會形成的客觀背景，不據此推論任何人的訴訟動機。真正要看的，仍然是後來被寫進109頁書狀裡的公設點交、修繕、保全、影印機、總幹事、會議與公共基金等事項，究竟如何構成對三名原告各自的侵權。
我是無給職主任委員。我處理的，是大樓公共事務。
但是，到了法院裡：第一份起訴狀53頁，第二份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56頁，合計109頁。
我再把這109頁逐頁整理，裡面出現的負面定性、責任標籤與人格指控，整理成284個條目。
而109頁寫到最後，三名原告仍然是：
每人向我求償10萬元，合計30萬元。
第一份訴狀，53頁。
第二份追加暨補充理由狀，56頁。
合計109頁。三名原告各向我求償10萬元，合計30萬元。
一、這些到底是什麼事？全部都是大樓公共事務
先把事情本身列出來。
這些不是我的私人投資。不是我的私人買賣。也不是三名原告家裡的私人財產。
全部都是大樓公共管理事項。
但最後，三名原告卻以這些事項為基礎，各向我求償10萬元。
所以第一個問題就出現了：大樓公共事務，與三名原告各自的私人損害，中間那座橋到底在哪裡？
二、真正值得看的，不只是「告什麼」，而是「怎麼證明」
第一份訴狀第2頁，一開始就把事情放進「多項違法濫權行為」的框架。
接著出現：未召開管委會、擅自公設點交、擅自延長修繕、擅自解約、擅自簽約、擅自聘任、黑箱作業。
也就是說，在逐項檢驗具體事實以前，「違法」「濫權」「擅自」「黑箱」這些整體定性，已經先出現。
第二份追加暨補充理由狀，又把同一批公共管理事項整理成所謂的「侵權行為對照表」。
裡面直接使用：管理失職型侵權、越權處理重大公共事項、消極不作為、利益衝突型侵權、程序違法。
這時候，讀者看到的已經不只是「某一次會議有沒有開」「某一份契約應不應該終止」「某一台影印機租多久」。
而是這些公共管理爭議，已經被放進一整套高度負面的侵權責任語言裡。
三、109頁、284個整理條目：先把全部文字攤開
完全相同的文字，原則上已去除重複；但近義變體及少數跨類重複仍予保留。原因很簡單：本篇要呈現的，正是109頁文字如何以不同措辭，反覆形成「違法、濫權、黑箱、圖利、失職、故意、惡意、司法迫害」等負面定性。 這裡不是在判斷284條都是真的；而是在先確認一件客觀的事：109頁裡，究竟寫進了多少負面定性、責任標籤與人格指控。 這是一份紀實整理，不代表法院已認定其中任何一項定性成立；如供正式訴訟引用，仍應以原卷原文為準。
一、程序、治理、權限與監督85條
二、公設點交、修繕與公共安全62條
三、保全、財務、契約、人事與公共基金65條
四、主觀惡性、人格、名譽與精神損害29條
五、利益衝突、資格與公共基金擴張13條
六、跨案、跨年、學校、檢察官與司法人格化30條
四、如果一開始就戴著有色眼鏡看人，對方做什麼，看起來都會變了調
我不知道提出這些文字的人，真正的動機、心態與目的。
只有本人知道。
但是，文字呈現出來的效果，是看得到的。
如果閱讀一開始先形成一個結論：
「施清祥這個人有問題。」
那麼接下來很多事情都會開始變形。
完成公設點交，本來應該討論：點交程序對不對？建商責任有沒有保留？後續修繕有沒有繼續？
到了書狀裡，可以一路長成：擅自、違法、圖利、故意損害。
延長建商修繕期限，本來應該討論：延長適不適當？有沒有增加損害？建商是不是仍然負責？
到了書狀裡，可以長成：黑箱、規避監督、失職、危害公共安全。
解除保全契約，本來可以討論：划不划算？設備功能如何？解約成本多少？
到了書狀裡：擅自解約、造成財務損失、浪費。
大樓租一台每月1,000元的影印機，本來只要問：租比較好？買比較好？租多久？真正契約在哪裡？
結果也可以一路長成：擅自簽約、浪費公共財產、圖利、侵害財產權。
聘任總幹事，本來應該討論：有沒有需要？薪資是否合理？程序有沒有爭議？
到了書狀裡：擅自聘任、越權、程序違法、管理失職。
然後，大樓公共事務還不夠。
其他案件也搬進來。其他案件不夠，東華大學搬進來。檢察官搬進來。網站文章搬進來。AI製圖搬進來。過去發言也搬進來。
最後再往上加：惡意、司法迫害、施壓檢察官、干預司法公正、公然挑戰法治。
侵權要件還沒有一項一項走完，一個完整的負面人物形象，卻已經先建立起來。
五、當讀者先看到「這個人問題很多」
本來每一件事情，都應該獨立檢驗。
可是，在開始回答這些問題以前，如果讀者先看到大量：
違法。濫權。黑箱。圖利。失職。惡意。報復。司法迫害。
閱讀者腦中很容易先形成：
「這個人應該問題很多。」
然後再回頭看每一件公共事務。
這時候，原本應該獨立證明的事件，就可能被那個人物印象包圍。
閱讀上很容易滑向：「既然這個人問題這麼多，這一件大概也有問題。」
但法律不能這樣判。一個人的負面形象，不能填補一個案件缺少的證據。
六、為什麼大樓案件裡，突然出現東華大學、檢察官與126案480件？
第二份追加暨補充理由狀到了後段，已經不再只處理本大樓的公設點交、修繕、保全、影印機、總幹事或公共基金，而是進一步把其他年份、其他案件、東華大學、檢察官，以及我的網站文章一併納入。
這裡不重新討論那些案外事件誰對誰錯。
我只問一個更單純的問題：它們與本件三名原告各向我求償10萬元的待證事實，到底有什麼關聯？
東華大學，要證明三名原告哪一筆損害？
檢察官，要證明哪一個公設點交行為具有不法性？
我的網站文章，又要證明影印機哪一項侵權要件？
如果這些材料與具體待證事實之間的關聯說不清楚，那麼它們加入109頁之後，最直接增加的是什麼？
不是影印機本身的證明。
不是總幹事本身的證明。
也不是公設點交本身的證明。
最明顯增加的，是「施清祥這個人問題很多」這個整體人物印象。
七、提出一個負面標籤很容易，完整還原卻可能非常昂貴
我先說清楚：我不是說裁判費低，所以不能告。
訴訟權當然應該受到保障。
我要說的是另一件事：成本的不對稱。
多一張截圖、多一個標題、多搬一件舊案，再加一句「惡意」「違法」「司法迫害」。
回查時間線、原文、前後文、舊案角色、程序結果、公文與完整脈絡。
「惡意」兩個字，可能要整理一整條時間線。
「誤導」兩個字，要找回完整上下文。
「司法迫害」四個字，可能要重新整理幾十個案號的當事人角色、程序種類與結果。
「違法點交」四個字，就可能要把112年、113年、114年的公文、點交與修繕資料重新找回來。
真正的問題不是不能提出證據。
問題是：證據應該用來證明待證事實，而不是把材料無限堆高，再讓被告自己從109頁裡尋找：「你到底想證明我做了什麼？」
八、如果這是侵權訴訟，就回答侵權要件
109頁再長，最後仍然逃不過幾個問題。
這才是侵權訴訟真正應該回答的問題。
而不是回答：「施清祥到底是一個多壞的人？」
九、寫進法院訴狀，就會自動變成事實嗎？
「訴狀裡確實寫了這些話。」——這是事實。
但是，「因為訴狀裡寫了，所以內容一定是真的。」——不是。
這兩件事情不能混在一起。
「違法」不是證據。
「濫權」不是證據。
「黑箱」不是證據。
「圖利」不是證據。
「故意損害」不是證據。
「司法迫害」也不會因為被印進法院書狀，就自動成為既定事實。
這些定性本身不能取代證據。如果要作為侵權成立的基礎，仍然必須有具體事實與證據支撐。
形容詞寫一次，不會變證據。寫十次，也不會。寫一百次，仍然不會。把幾百個待證結論排在一起，也不會突然發生化學反應，自己變成事實。
十、這是在證明本案，還是在建立一份對某個人的負面人格檔案？
我不替這份書狀下「人格攻擊」的法律定性。
我只提出一個閱讀上的問題。
如果今天把文件最上面的：
「民事起訴狀」
「民事追加被告暨補充理由狀」
幾個字遮掉，不要告訴讀者這是法院文件，只看內容的處理方式：
不同年份，搬進來。不同案件，搬進來。學校，搬進來。檢察官，搬進來。網站文章，搬進來。AI製圖，搬進來。過去發言，也搬進來。
然後一路加上：違法、濫權、圖利、失職、故意、惡意、報復、司法迫害、干預司法、挑戰法治。
最後形成的閱讀效果，非常接近一句話：
「這個人一向就是如此。」
那麼我只問：
這是在證明本案，還是在建立一份對某個人的負面人格檔案？
具名，不會讓形容詞變成證據。送進法院，也不會讓人格定性自動變成侵權要件。
十一、109頁的終點：三名原告，仍然各向我求償10萬元
在文字呈現上，最後形成的是一個對我的誠信、公共服務動機、守法觀念與社會評價高度負面的整體人物形象。
然後，三名原告，各向我求償10萬元。三個人。
每人10萬元。
合計30萬元。
所以我真正要問的是：把一個處理大樓公共事務的人，一路寫成違法、濫權、黑箱、圖利、失職、故意、惡意、司法迫害、干預司法、挑戰法治之後——這些文字，究竟分別證明了三名原告哪一項侵權要件？
到底是在證明：
「他侵害了我的權利，所以他應該賠。」
還是先建立：
「這個人問題很多。」
最後再從那個整體人物形象反推出：
「所以他應該賠。」
十二、我最後只回到六個問題
我沒有要求法院認定施清祥是一個好人。
我也沒有要求任何人喜歡我。
這些都跟法院無關。
就本篇所討論的侵權責任而言，核心仍然只有：
這些如果全部證明成立。
法院依法判。
我接受。
但是，不要把問題換成：「施清祥到底是一個多壞的人？」然後用109頁去回答這個問題。
因為「施清祥是不是一個壞人」，從來不是民法侵權行為的成立要件。
結論｜以大樓公共事務為由 → 向法院提出109頁訴狀 → 284個負面指控 → 三人各向我求償10萬元
第五篇最後留下的，不是一個形容詞，而是一整條可以被看見的結構。
我看完53頁。
再看完56頁。
總共109頁。
公設點交、修繕、保全、影印機、總幹事、會議、公共基金，本來全部都是大樓公共事務。
如果我真的做錯，就證明我做錯。
如果真的造成損害，就證明損害。
如果真的侵害三名原告的權利，就一個人、一個人證明。
不要先把違法、濫權、黑箱、圖利、失職、欺騙、惡意、司法迫害、干預司法、挑戰法治，一層一層堆上去。
再用109頁所形成的整體負面人物形象，反過來填補原本應該逐項證明的侵權要件。
成見像一副有色鏡片。
一旦先戴上了，看出去的每一件事，都會被染成同一種顏色。
法律不能跟著那副鏡片走。
法院應該看的，是事情本身。
是證據。
是損害。
是因果關係。
是侵權要件。
不是一個人被寫得有多黑。
當一個參與公共事務的人，必須花費大量時間，把一個又一個負面定性重新拆回原始事件、原始文件、完整時間線與前後脈絡時，這種公共參與所付出的成本，本身也值得被留下。
所以我把資料攤開。把109頁攤開。把284個整理條目攤開。把三名原告各向我求償10萬元，也放在同一張桌上。
大樓公共事務，究竟是怎麼一路變成109頁、284個負面指控，最後再變成三名原告各向我求償10萬元？
原文就在那裡。
讀者自己判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