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權判，
我有權把判決攤開

國家權力越大，越不能只剩一句「法院認為」

法官認為，不是證據。

法官認為，也不能取代法律成立要件。

既然是用國家公權力作成一份要人民賠錢、承擔侵權責任的判決，那就應該把：

一項一項說清楚。

權力越大，說理責任就越重。

數百項指控，最後真正拿來判我負擔賠償責任的，集中在3項。

我不先講一大堆法律理論。

先看最簡單的。

將近兩千頁、數百項指控，最後真正維持我賠償責任的焦點，就是這三類。

那很好。

既然就是這幾項決定我要不要賠錢，

不是更應該把證據講清楚嗎？

第一項｜恐嚇：到底是對誰說？

我是在七十多人的社區群組裡發言。

被認定恐嚇的那些句子，沒有直接寫：

黃兆伸。
林艾君。
林廣輝。

我的文字寫的是：

那第一個問題，不是這句話聽起來重不重。

而是：

有直接寫黃兆伸、林艾君、林廣輝三個人的名字嗎？

沒有。

那麼，在一個七十多人的群組裡，法院為什麼可以明確鎖定：

這些未具名言論，就是針對這三個人？

不是其他住戶。

不是其他可能的參與者。

不是匿名黑函作者。

不是其他人。

偏偏就是這三個。

第一項｜恐嚇：先看「參與的人」如何被連到三名原告。

恐嚇補充｜法院如何用另一則談其他事情時出現的三個名字，連回前後未具名言論。

恐嚇判決節錄｜二審判決以「參以前、後對話內容」「依前、後語義」，把未具名言論連到三名原告。

七十多人的群組，為什麼可以突然縮成三個人？

我甚至可以跟法官算一個最簡單的組合數。

如果先用70人計算，從70人裡取3人：

也就是54,740種不同的三人組合。

當然。

法院不是靠抽籤判案。

所以這個數字不是法律上的證明。

反而正因為法院不是抽籤，我才更要問：

既然不是靠機率，

那就請拿證據出來。

法律不是抽籤。

既然不是抽籤，就請證明為什麼一定是他們三個。

二審怎麼把三個人接上去？

二審拿出另一段、另一個時間點、正在談其他事情的對話。

那一句裡，剛好出現：

黃兆伸。
林艾君。
林廣輝。

接著判決寫：

然後把其他時間、其他事件，甚至跨日的未具名言論，全部連到三名原告。

一段別的對話裡出現三個名字，

七十多人的群組就自動縮成這三個人？

這個鎖定過程的證據在哪裡？

客觀連結在哪裡？

為什麼不是其他人？

退一萬步，就算是他們三個

好。

就算法院硬要認定：

「參與的人」就是黃兆伸、林艾君、林廣輝。

那下一個法律問題呢？

恐嚇不是看到：

「死亡」

「失蹤人口」

「黑道」

幾個刺眼的字，就自動成立。

到底是哪一句話，

對哪一個人，

通知了什麼具體惡害？

是誰要對誰做什麼？

哪一個法律要件因此成立？

不是在判決裡寫了「惡害通知」四個字，惡害通知就自動存在。

再退一萬步：心生恐懼呢？

好。

就算對象也算他們。

就算法院也認為那些文字構成惡害通知。

那下一個問題：

誰害怕？

因為哪一句話害怕？

哪一個後續行為，可以和這個恐懼相互印證？

這個恐懼與我的特定言論之間，因果怎麼建立？

而我一直提出一個非常直接的事實：

我的言論之後，匿名黑函沒有停止。

後續還在繼續出現。

當然。

黑函繼續出現，不能單獨證明「完全沒有害怕」。

但是既然法院要認定：

那麼後續行為與這個推論是否一致，總該回答吧？

如果真的害怕，

為什麼黑函還繼續？

還是只要判決寫一句：

就結束？

再退一萬步：他們三個承認自己是黑函作者或參與者嗎？

我說的是：

而依我一路的答辯，三名原告並沒有承認自己就是匿名黑函作者或參與者。

那事情就更奇怪了。

如果他們不是黑函參與者，

我的話為什麼是在對他們說？

如果法院認為：

他們就是我口中的「參與的人」，

那請問：

不能一方面：

他們沒有承認參與黑函。

另一方面又：

把我對「參與的人」說的話全部算到三人頭上。

中間總要有一座橋。

那座橋在哪裡？

還是一句：

「依前、後語義」

就全部完成？

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合議庭，可以說明嗎？

這不是社區群組投票。

不是里長調解。

不是誰聲音比較大誰就贏。

這是臺灣高等法院花蓮分院三位法官合議庭作出的判決。

國家把裁判權交給你們。

你們的判決，可以讓人民賠錢。

可以讓人民負擔侵權責任。

可以讓人民即使不同意，仍然必須承受法律效果。

很好。

既然權力這麼大，

相對人？

惡害通知？

心生恐懼？

損害？

因果？

證據？

在哪裡？

你們要我遵守判決。

我依法遵守。

但我也有權問：

我沒有律師資格，也沒有考過法官

但我至少知道一件最基本的事：

尤其你們不是在聊天。

不是在社區群組裡發表意見。

你們是在使用國家公權力。

這份判決會讓我賠錢。

會讓我承擔侵權責任。

會讓我即使不同意，也必須承受它的法律效果。

那我當然有資格問：

哪一個法律要件成立？

哪一個事實支撐這個要件？

哪一項證據證明這個事實？

證據到責任，中間的推論是什麼？

我雖然不是律師。

不是法官。

但我也可以跟你們比一件事：

如果最後只是幾句：

「前後語義」。

「整體語意」。

就要我承擔國家裁判的法律效果，

第二項｜黑道：這是一篇年度公開回顧文，怎麼會被讀成即時恐嚇？

先把文章性質說清楚。

這不是我突然對某一個人丟出一句：

也不是我當下對特定三人發出的即時威脅訊息。

這是我公開發表的一篇年度回顧文。

是在回顧一整年發生的事情。

我的前文其實寫得很完整：

注意。

是：向我復仇。

前面是在回顧：

該做的都做了。

不該做的也做了。

那下一步呢？

是不是連黑道都要找來向我復仇？

接著我才寫：

以及：

所以完整方向其實非常清楚：

被復仇的人是誰？

我。

要找黑道的人是誰？

你們。

我寫的是什麼？

如果你們要找，我可以幫你們聯絡。

可是到了判決裡，卻變成：

判決甚至進一步解讀成，我可以使黑道人士向對方「借端尋釁」。

第二項｜黑道：原文方向與判決解讀方向的差異。

黑道判決節錄（上）。

黑道判決節錄（下）。

那我真的想問：

有嗎？

哪一句？

哪一個字？

哪一段？

如果沒有，

那這個意思是從哪裡來的？

主詞換了，方向反了，被對付的人也換了

原文：

判決：

這不是語氣不同。

不是修辭不同。

是整個行為方向被翻轉。

所以我要很不客氣地問：

「我可以幫你們聯絡」

怎麼變成：

「我要找人去對付你們」？

「去跟你們接洽」

怎麼變成：

「向你們借端尋釁」？

「需要嗎？」

怎麼變成：

我主動對你們發出惡害通知？

是我的國文有問題嗎？

如果是，請告訴我。

如果我寫：

正常中文會讀成：

嗎？

如果這也可以，

那我真的不知道中文還剩下什麼邊界。

而且這還不是一句獨立訊息。

這是一篇年度公開回顧文。

前面已經寫：

「該做的都做了，不該做的也都做了，下一步呢？」

這明明是一個：

回顧式。

延伸式。

反諷式。

的語境。

結果整段背景拿掉，

只剩：

「黑道」。

「聯絡」。

「接洽」。

然後判成恐嚇。

法院可以解釋文字，但不能先改寫文字，再判我為改寫後的意思負責

法院當然可以解釋語意。

可是：

「幫你們聯絡」和「我要找人去對付你們」不是同一句話。

主詞不同。

行為方向不同。

被對付的人也不同。

如果要用後者判我賠錢，

至少應該證明：

為什麼我的完整原文，在完整前後文裡，客觀上足以被理解成後者？

不能只是判決寫一句：

「整體語意」

然後我的原文就被換成另一個版本。

這是在維護正義，還是在進行文字獄？

我知道「文字獄」三個字很重。

所以我不把它當作法律結論。

我只說：

這是我的感受與反問。

因為當一句話的：

主詞。

受詞。

行為方向。

被害對象。

都可以在判決裡被重新理解，

而重新理解後的版本，再反過來成為我負法律責任的基礎，

那我當然會問：

甚至我也會產生另一個更尖銳的感受：

我不把這句話寫成法官動機的事實認定。

我只做一件事：

原文放左邊。判決放右邊。大家自己看。

真正禁得起檢驗的判決，不會怕人民逐字逐句地看。

國家把裁判權交給你們，是讓你們這樣判人民付出法律代價的嗎？

你們不是一般人在聊天。

不是社區裡誰講話比較大聲。

你們手上拿的是：

國家授予的裁判權。

你們一句判決，我就要賠錢。

我就要承擔侵權責任。

我就必須接受國家司法權產生的法律效果。

那我只要求最基本的一件事：

不是把七十多人的群組，靠另一句無關對話裡出現三個名字，就直接鎖定成三名原告。

不是把：

「你們找黑道向我復仇，我可以幫你們聯絡」

改讀成：

「我要找黑道去對付你們」

不是同一篇案件清單，一部分說：

「提告不等於有罪」

碰到一審已經判過的監視器項目，標準就突然轉彎。

然後最後告訴我：

你要負法律責任。

權力越大，越不能只剩一句「法院認為」。

第三項｜監視器：同一篇文章，為什麼可以有兩套標準？

這一項更有意思。

一審先把監視器相關內容抽出來，認定我是：

「捕風捉影」

「未盡合理查證義務」

所以成立名譽侵權。

到了二審，這一項維持。

可是同一篇案件清單裡，對方又把其他多個項目重新提出。

二審卻又說：

提告只是程序開始。

刑事告訴還要調查。

民事案件還要審理。

提告不等於有罪。

因此其他部分不構成侵權。

第三項｜監視器：同一類案件敘述，為什麼出現不同標準？

監視器部分｜二審維持一審。

同一篇案件清單其他部分｜二審以「提告不等於有罪」認定不侵權。

等一下。

同一篇文章。

同一類案件敘述。

怎麼突然出現兩套閱讀方式？

你的標準怎麼一碰到一審判決，就自動轉彎？

其他項目：

監視器：

差別到底在哪裡？

是文字不同？

證據不同？

查證程度不同？

讀者理解不同？

如果差別真的在文字內容、證據強度或查證程度，那麼判決就應具體說明：差別究竟在哪裡。

還是唯一真正明顯的差別只是：

如果法律標準一碰到：

「一審已經判過」

就自動轉彎，

而且，一審也沒有好到哪裡去

一審本身，我認為至少有幾個非常值得檢驗的問題。

第一：恐嚇對象沒有直接證明。

第二：把「參與的人」直接套到三名原告。

第三：「心生恐懼」與後續黑函仍持續之間，沒有看到完整說明。

第四：黑道原文方向被翻轉。

第五：監視器從資料不足，一路跳到「捕風捉影、未合理查證、侵權」。

第六：近兩千頁、數百項指控，最後真正決定責任的只集中在少數幾項；既然如此，這幾項反而更應該把證據說得特別清楚。

第七：原請求90萬元，最後判13萬元，其餘駁回，本訴訴訟費用卻仍由我全部負擔。

我不是說這些事情全部當然違法。

我只問：

有理由，就寫理由。

有法律，就寫法律。

有證據，就放證據。

二審到底是在把關，還是在護航？

我提出上訴，不是期待二審一定判我贏。

我要的是：

重新檢驗。

重新看證據。

重新看法律要件。

重新看一審有沒有錯。

可是當我看到：

恐嚇用「前後語義」。

黑道把方向翻掉。

監視器一碰到一審判決，標準又轉彎。

我的感覺就非常強烈：

我知道這是一個很重的質疑。

所以我不把它寫成三位法官的主觀動機。

我只說：

這是我讀完判決之後的感受。

但我還是要問：

如果一審判過，

二審的工作就變成：

「怎麼維持」

那上訴制度存在的意義是什麼？

我真的有一種感覺：在你們眼裡，我像芻狗

你們有裁判權。

我沒有。

你們一句判決，我就要賠錢。

要承擔侵權責任。

要接受國家司法權的法律效果。

而我一再問：

法律成立要件呢？

惡害通知呢？

相對人呢？

證據呢？

損害呢？

因果呢？

得到的，卻常常只是幾句概括文字。

所以我真的會產生一種非常強烈的無力感：

如果不是，

那請說明。

最後，我為什麼一定要調兩份一審開庭錄音？

因為到了後來，

我的問題已經不只是：

「我不認同判決。」

而是：

在114年9月12日庭期，

依我後來已經寫進法院書狀的紀錄，

當對方再次以：

「黑道」

「恐嚇住戶」

「讓人成為失蹤人口」

等語描述我時，

我記錄到法庭上曾出現類似：

而開庭之後，對方還把這些法庭語句帶回社區群組使用，寫成：

「法官還特別教訓說道：叫黑道比較快是嗎？」

「真的是連法官都非常不認同……」

這對我來說，

就不只是法庭上一句話。

因為一句法庭上的話離開法院之後，

又被帶回社區，

轉化成：

「連法官都不認同我。」

所以我要錄音。

很簡單：如果我記錯，錄音會證明我記錯

我不要靠記憶。

我不要靠情緒。

我也不要只靠任何一方的事後轉述。

我要：

如果我記錯，

錄音會打我的臉。

沒有關係。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錄音就會還原：

當時到底說了什麼。

語氣是什麼。

前後文是什麼。

第一份錄音：114年9月12日庭訊

一份錄音，要兩次抗告、兩次被高分院撤銷，最後才拿得到。

我不知道這是不是什麼紀錄。

所以我不敢說：

我一定是「破紀錄者」。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

至少對我來說，

這已經夠不可思議。

第二份錄音：114年10月23日庭訊

第二份錄音的駁回理由，更讓我難以理解

裁定理由甚至談到：

聲紋。

個資。

生活隱私。

數位檔案容易複製。

快速流通。

甚至：

Deepfake。

我看到真的很難理解。

真正需要說明的不是：數位檔案在抽象上「可能」被加工。

而是：

如果沒有具體連結，

為什麼可以先想像最壞的使用方式，

再拿這些尚未發生的可能性，

去拒絕我眼前實際的程序需求？

所以，我為什麼一定要拿錄音？

因為我要的不是猜測。

我要的是：

如果我錯，

我認。

如果我記錯，

錄音會證明我記錯。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錄音也會自己說話。

這就是我對整件事情的態度。

證據會說話

不要因為我是當事人，就相信我。

也不要因為對方是原告，就相信對方。

更不要因為文件上寫著：

法院

兩個字，就停止檢驗。

把東西拿出來。

原文拿出來。

判決拿出來。

裁定拿出來。

書狀拿出來。

錄音拿出來。

時間拿出來。

一件一件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