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可文法官，
你的這把尺怎麼量？

這一篇，我直接具名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369號民事判決。

判決日期：民國114年11月28日。

我今天不是談李可文法官的私人生活，也不是猜測任何人的動機。

我只做一件事：

把李可文法官自己署名作成的判決，
把數字、裁判費、准駁結果，一項一項攤開。

先說清楚｜「將近兩千頁」到底是什麼？

整個案件最後累積的卷宗，依我最後閱卷所掌握的規模，將近兩千頁。

但是我要先主動說清楚：

將近兩千頁，不是兩千頁全部都是原告對我的指控。

但是依我實際閱卷與整理，其中相當大的篇幅，確實是原告一方提出的書狀、附件、截圖、對話紀錄，以及對我的各式指控與負面定性。

因此，這三個數字要分開：

數百項指控，最後我整理出法院真正採來成立責任的，只剩三個核心部分

這裡我要非常精準。

我不是說法院主文寫著「只成立三項」。

而是依我逐項對照判決理由，我把真正被拿來成立侵權責任的範圍，整理成三個核心成立部分。

相較於原告一路提出的數百項指控、定性與延伸主張，最後真正被法院採來作為賠償責任基礎的範圍，非常少。

而判決自己對大量其他言論又寫明：主要涉及社區公共事務，部分內容即使有貶抑、挑釁意味，仍屬言論自由保障範圍，原告其餘相關主張不足採。

成立的部分非常少；但是賠償金額卻是原請求的14.44％

原告三人原本向我請求精神慰撫金：

每人30萬元。
三人合計90萬元。

最後李可文法官判：

原告要求90萬元。
最後判13萬元。
判賠金額是原請求的14.44％。

我再說一次：我知道慰撫金不是按「成立項數」做數學除法。

我不是說成立比例少，所以賠償金額一定也只能少。

我真正問的是：

成立的核心部分這麼少，
13萬元這把尺，是怎麼量出來的？

為什麼黃兆伸是5萬元？

為什麼林艾君也是5萬元？

為什麼林廣輝是3萬元？

為什麼不是2萬、2萬、1萬？

為什麼不是8萬、8萬、5萬？

最後為什麼剛好是13萬元？

你的判決說，審酌雙方身分、地位、經濟狀況、侵害行為期間與程度，認為5萬、5萬、3萬「方屬適當」。

好。

但是從證據到損害，
從損害到5萬、5萬、3萬，
中間那把尺，我要看。

真正讓我不能理解的是：兩件請求、兩筆裁判費，最後竟然全部由我負擔

現在把這件事最簡單地拆成兩筆。

第一邊：

原告對我的指控是數百項。

依我整理，真正被法院拿來成立責任的只有三個核心部分。

換句話說：

真正被採來成立責任的，非常少。
沒有被採為賠償責任基礎的內容，非常多。

第二邊：

原告請求90萬元。

法院最後判13萬元。

金額比例：

14.44％。

可是李可文法官的判決主文接著寫：

也就是：

第一審本訴訟費用，100％由我負擔。

所以我公開問：

真正被採來成立責任的核心部分非常少，
你卻判了原請求金額的14.44％；

大量其餘主張未被採為賠償責任基礎，
結果第一審訴訟費用仍100％由我負擔。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李可文法官，

這把尺，到底是怎麼量的？

成立的部分，你拿來判我賠錢。

而在大量其餘主張未被採為賠償責任基礎的情況下，第一審訴訟費用最後仍全部由我負擔。

那我到底為什麼要在只有部分主張成為賠償責任基礎、其餘大量主張未獲採納的情況下，

仍然對第一審訴訟費用，

全部買單？

第二筆更直接｜公開道歉／刊登澄清三個月，原告這一項敗訴；9,000元裁判費仍由我負擔

原告還另外提出非財產權請求，要求我在大樓公告欄、LINE群組、Facebook、東華大學教學網站等處，連續公開刊登澄清內容至少三個月。

為了這項非財產權請求，法院收取：

9,000元裁判費。

最後李可文法官怎麼判？

不准。

不是准一半。

不是縮短時間。

不是少幾個平台。

判決理由還明白指出，原告未提出明確的澄清內容；而強制命我以自己名義公開表意，還可能侵害我的不表意自由。

這一項請求是原告提出的。

這9,000元是為這一項請求繳的。

這一項請求最後你沒有准。

可是最後：

依判決主文所定的訴訟費用負擔結果，這筆9,000元裁判費仍落在我的負擔範圍。

李可文法官，我真的要請教：

請求0％獲准；
這筆9,000元裁判費依主文仍由我負擔。
具體理由在哪裡？

李可文法官，我知道第79條；我問的是：你這一次到底怎麼裁量？

我知道民事訴訟法第79條。

我知道一部勝訴、一部敗訴時，法院對訴訟費用有裁量。

你的判決最後也引用了第78條、第79條。

所以我今天不是問：

「你有沒有權這樣判？」

我問的是：

「你為什麼這樣判？」

數百項指控，真正被採來成立責任的只是極少數核心部分。

90萬元金錢請求，最後只准13萬元，也就是14.44％。

非財產權請求，0％獲准。

大量其餘主張，不採。

可是第一審訴訟費用：

第一筆9,800元。
第二筆9,000元。
合計18,800元。
第一審主文：100％由我負擔。

100％由我負擔。

如果法律允許你這樣裁量，好。

那我公開請你告訴我：

你的具體裁量理由在哪裡？
你的比例衡量在哪裡？
為什麼不是依實際勝敗程度分擔？
為什麼是100％由我負擔？

判決書沒有把我想知道的地方說清楚，那我就在網站上公開問

你的判決已經作成。

你的名字也署上去了。

判決也已經對我的財產與法律地位產生實際影響。

如果我在判決書裡找不到我要的答案，

那好。

我就在我的網站上公開問你。

我把判決原文攤開。

把法院收據攤開。

把原告請求攤開。

把准駁結果攤開。

把數字攤開。

然後：

公開地問。
公開地質疑。
公開地拆解。
公開地檢驗。

如果判決書裡其實有答案，我把它找出來。

如果我看錯，我公開更正。

但是如果我逐項找下去仍然找不到，

那我就會繼續問：

你的尺度在哪裡？
你的裁量理由在哪裡？
你的法律依據怎麼走到這個結果？

第一個問題｜你說的「被害人」，到底是怎麼從「參與的人」變成這三名原告？

你引用我113年3月12日的文字：

我要先把我的語意說清楚。

我所說的「參與的人」，依我的原始語境，是指：

參與寫黑函的人。

可是三名原告對於參與黑函這件事，依我掌握的訴訟主張，是完全否認的。

那問題就來了。

如果他們自己都否認自己是「參與寫黑函的人」，那你到底依據哪一項證據，把「參與的人」直接指定成：

黃兆伸、林艾君、林廣輝？

我的原文沒有寫這三個名字。

他們又否認自己參與黑函。

那麼：

「參與的人」→「三名原告」
中間這條證據鏈，在哪裡？

第二個問題｜照你的判決標準，群組裡七十幾個人，是不是都可以被認定成我恐嚇的被害人？

這個群組裡有七十幾個人。

我的原文沒有點名，只寫「參與的人」。

如果一個沒有具名的句子，最後可以被你認定成對黃兆伸、林艾君、林廣輝三人恐嚇成立，那我就必須問：

同一個群組裡其他七十幾個人呢？

是不是任何一個人只要說：

按照你的判決邏輯，我對他也恐嚇成立？

如果七十幾個人全部都說自己覺得被影射，按照你的標準，是不是就變成：

我對七十幾個人全部恐嚇成立？

如果不是，請告訴我：

為什麼偏偏只有這三個人？
把這三人和其他七十幾個人區分開來的客觀證據，在哪裡？

第三個問題｜「未來惡害」到底是什麼？

你自己寫的刑法標準是：

「以未來之惡害通知被害人。」

那請一個一個來。

哪一句是生命的惡害？

哪一句是身體的惡害？

哪一句是自由的惡害？

哪一句是財產的惡害？

哪一句是名譽的惡害？

你的判決在該段把生命、身體、財產、名譽等法益寫進去。

但是：

不能把法益名稱寫上去，
就等於具體惡害已經被證明。

惡害是什麼？誰要做？對誰做？如何從原文走到那個具體惡害？

我要看中間那一步。

第四個問題｜「再有下一次」是一個條件，你怎麼把條件句判成現在就已經完成的恐嚇？

我的原句不是：

我的原句前面有：

「再有下一次。」

這是一個條件。

那麼下一次是什麼？

前一件事情是什麼？

什麼事件再發生，條件才成就？

如果你認為條件句一樣足以構成恐嚇，可以。

但是你的判決必須告訴我：為什麼。

第五個問題｜你說「使其發生畏怖心理」，那後續行為為什麼完全不用檢驗？

你自己列出的要件包括：

「使其發生畏怖心理。」

可是依我掌握與整理的事件發展，在我說完這些話之後，後續匿名黑函並沒有因此停止，相關黑函仍然繼續出現。

我先說清楚：

我不是主張「後來黑函又出現，所以百分之百證明沒有人害怕」。

我也不是以後續黑函的出現，反推三名原告就是黑函作者或參與者；那是另一個證據問題。

這裡只問一件事：既然判決援引「畏怖」作為判斷基礎，後續客觀事件是否曾被納入整體語境檢驗？

我要問的是：

既然你要認定「心生畏怖」，
那後續客觀行為是不是至少應該被拿來檢驗？

如果一方面說已經被我嚇到、已經心生畏怖，另一方面相關黑函卻仍然繼續發生，那這個反向事實為什麼不需要說明？

你可以認為兩者並不矛盾。

但請把理由寫出來。

如果真的形成畏怖，為什麼相關行為還繼續？
你的判決為什麼沒有回答？

第六個問題｜你寫「社會客觀經驗法則」，那就更不能只抓幾個刺眼的字

你自己寫：

被害人是否心生畏懼，應本於社會客觀經驗法則判斷。

很好。

既然是「客觀」，就不能只看「失蹤人口」、「辦喪事」、「黑道」幾個刺眼的字。

至少還要看：

這些才叫把「社會客觀經驗法則」真正放進案件裡。

第七個問題｜如果只要「可能覺得自己被影射」就成立，那七十幾個人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告？

到這裡，問題其實已經很集中。

判決引用我的原文：

我的文字裡，沒有寫黃兆伸、林艾君、林廣輝三人的名字。

依我的原始語境，我所說的「參與的人」，是指：

參與寫黑函的人。

而依我掌握的訴訟主張，三名原告對自己參與黑函這件事，是完全否認的。

我不是主張：

沒有具名，法律上就永遠不可能特定到某一個人。

不是。

法院當然可以依前文、後文、事件背景與其他證據，認定一段未具名文字客觀上是在指向特定對象。

但是既然要跨過這一步，就必須把中間的證據鏈說清楚。

「參與的人」
到底憑什麼被特定成
黃兆伸、林艾君、林廣輝？

這個群組裡有七十幾個人。

顯然不能只因為任何一個人自己覺得被影射，就當然完成「被害人」的特定。

如果不是人人都可以自行對號入座，那就一定需要一個客觀標準，把這三名原告與其他群組成員區分開來。

所以我問：

是前文哪一句？
後文哪一句？
哪一份對話？
哪一項證據？
哪一個事件背景？

到底是哪一條證據鏈，把一句沒有名字的「參與的人」，一步一步特定成這三名原告？

如果判決裡有，我願意照證據看。

如果這份一審判決沒有把這一步說清楚，我當然有理由繼續問。

這不是小事情。

你是在正式民事判決裡，用國家的司法權，認定一名大學教授的言論構成恐嚇侵權，並據此判決賠償。

這個認定影響的不只是我的財產，也會影響我的人格、名譽與社會評價。

所以我要求的其實很簡單：
把證據拿出來。
把特定化的過程寫出來。

這一題，我最後只留下四句：

我的原文哪裡寫了這三個人的名字？

「參與的人」憑什麼被特定成這三個人？

把這三個人與群組其他七十幾人區分開來的客觀證據在哪裡？

李可文法官，你在一審民事判決中認定我對這三個人構成恐嚇侵權——中間的證據鏈在哪裡？